□ 劉麗

近期，公安題材電視劇《駐站》在央視八套重播。這部由公安作家李曉重同名小說改編的電視劇，以其清新的喜劇風、寫實的生活流、濃郁的地域文化氣息，再次獲得眾多觀眾的好評。自去年央視首播以來，其斬獲第四屆中國電視劇年度盛典“年度優(yōu)秀電視劇”獎，導演、制片及多名主演也獲得了相應獎項。

在以往的公安題材影視劇中，都市霓虹下的警匪博弈、審訊室里的正邪交鋒、你死我活的極致對決，早已成為常見的敘事模式。這類強沖突、極端對峙的劇情一度贏得廣泛追捧，卻也逐漸形成表達定勢。在眾多傳統(tǒng)同類作品中，是非對錯、正義與邪惡的界限往往涇渭分明，人物形象也多呈現(xiàn)完整閉環(huán)，正反標簽一成不變。隨著時間推移，這種模式化表達逐漸讓觀眾產生審美疲勞，批評的聲音日益增多。

但《駐站》很不一樣。它把故事錨定在數(shù)千個鐵路公安駐站派出所之一——東寨車站，把目光聚焦在一名深陷中年危機的民警常勝身上，把情感傾注在一群再平凡不過的村民日常生活中，以沉靜而溫暖的筆觸，完成了一次對公安文化的影視化表達。

從單一對峙到復雜生態(tài)的系統(tǒng)化矛盾敘事

傳統(tǒng)公安題材電視劇的戲劇張力，大多來源于警匪之間的二元化矛盾對立。《駐站》打破了這種單一的敘事模式，將矛盾沖突放置到一個盤根錯節(jié)、各種欲望交織生長的地方性生態(tài)網(wǎng)絡系統(tǒng)。主人公常勝（郭京飛飾）面臨家庭、職場、個人理想等方面的多重矛盾沖突：與妻子在子女教育上，存在精英培養(yǎng)模式與樸素成長模式的理念分歧；與上級公安下派的研究生同事之間，存在實戰(zhàn)派與理論派的工作思路碰撞；與以張萊西為代表、帶有江湖草莽氣的本地不良勢力形成對峙；與以村委會主任王喜柱為代表、精于算計的兩面派產生周旋。

這些矛盾性質各異，從家庭倫理到治安管理，從鄉(xiāng)村政治生態(tài)到職場人際關系，相互纏繞、彼此影響，構成了常勝必須直面的真實環(huán)境。而主人公在復雜、多元的矛盾中的掙扎、沉浮與自我救贖，無疑能照進現(xiàn)實，給身陷困境的人帶來啟示與慰藉，這或許正是文藝作品最珍貴的價值所在。

劇集還深刻地揭示了這些矛盾背后的社會經(jīng)濟根源。比如東寨車站的貨盜問題屢禁不止，并非源于天生的罪惡，其深層原因是周邊村莊物質與精神的雙重貧瘠。于是，常勝的日常工作從傳統(tǒng)的事后查處變成了源頭治理，從單純的執(zhí)法護法轉向了更為復雜的全過程治理。他幫助村民樹立山貨品牌意識、探索產銷路徑，引導村民摒棄賭博陋習，打擊偷盜行為，在法與情、罰與教之間艱難尋找平衡。

當矛盾被置于具體而細微的地域社會生態(tài)中審視時，警察的工作便不再只是“除暴安良”的利劍，更是能夠滲透地方發(fā)展脈絡、“扶正祛邪”的良藥。這種從打擊到治理，從對立到共生的視角轉換，是公安題材文藝作品根植于現(xiàn)實主義土壤的一次有價值的嘗試。

從英雄模板到凡人微光的本真回歸

公安劇的英模人物塑造，很容易陷入“高大全”的窠臼?！恶v站》則讓主角常勝以“失敗者”的姿態(tài)亮相：工作失誤遭人構陷，升職無望、婚姻破裂、師父猝然離世……萬般無奈之下，他選擇接替師父的未竟事業(yè)，伴隨他的只有一條病狗、一輛破車，以及曾經(jīng)抓捕對象的挑釁。生活讓這個深陷中年危機的落魄民警滿是絕望，那身曾承載青春熱血的警服，也沾滿了生活的泥濘與掙扎的傷痕。

然而，正是光環(huán)散去之后的一地瑣碎，為人物注入了血肉與靈魂。劇集用大量“生活流”的細節(jié)，勾勒常勝作為普通人的模樣：他會在孤獨時與家雞、山羊聊天，靠吹口琴、唱京劇排遣寂寞；他會為巡線磨壞的皮鞋一次次釘掌，隔空與師父一次一次對話，把巡線警犬當作最親密的朋友；他會用彈弓、鞭炮這些“土辦法”與盜貨賊周旋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常勝從最初質疑師父孫二勇的工作模式，到逐漸理解了后者那本寫滿村民家長里短的“民生檔案”的意義，最終完成了一次職業(yè)精神的淬火與自我價值的重塑。郭京飛的表演松弛、細膩，精準展現(xiàn)了人物從憋屈、掙扎到堅定、從容的轉變，讓“平凡英雄”的信念變得可感、可信、可親。

從剛性懲處到人民內部矛盾的“柔性治理”

從公安文化理論視角審視，《駐站》最具突破性的文藝價值，在于重新校準警察、違法者與普通民眾的關系定位。傳統(tǒng)敘事中，犯罪嫌疑人與警察、受害人之間往往是極端對立、不可調和的關系，但在東寨這個小社會里，是非對錯的界限變得模糊。以張萊西為例，他雖是常勝的工作“難點”，卻未被塑造成臉譜化的反派，劇集客觀呈現(xiàn)其多面性，以及這種多面性隨客觀環(huán)境變化的動態(tài)走向。

當常勝發(fā)現(xiàn)盜竊行為的背后，是貧困、留守與發(fā)展機會匱乏的現(xiàn)實困境，他便將傳統(tǒng)基層公安工作模式，從簡單打擊處理調整為引導共建模式。法律不再是冰冷的懲戒工具，而是傳遞真誠關懷的“人生重啟鍵”，這正是新時代“楓橋經(jīng)驗”在基層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中的生動落地。

劇集結尾處那充滿詩意的浪漫一幕——常勝在離去的火車上，望見遠山上矗立著“常勝！?；丶铱纯矗　钡木薹謽?，正是這種新型警民關系的終極隱喻。

從懸浮空間到地域文化的“本土植入”

《駐站》的成功，離不開它將故事深深植根于一片真實、可感的地域文化土壤之中。

東寨車站及其背后的鄉(xiāng)村，不再是模糊的故事背景板，而是具有呼吸和脈搏的敘事主體。作品充分展現(xiàn)了攀枝花地區(qū)獨特的地域風貌與風土人情，讓地域生活的煙火氣息充盈故事空間。常勝所經(jīng)歷的，不僅是職業(yè)挑戰(zhàn)，更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融入。他從一個依賴現(xiàn)代警務通的外來民警，轉變?yōu)樾枰斡浫謇先顺Ｓ盟幥鍐蔚摹白约喝恕薄?/p>

這種“落地感”通過極具風格化的藝術形式得以強化。每一集以京劇《挑滑車》的唱段開場，常勝在屋頂插上“旗開得勝”的大旗，高唱“看前面黑洞洞，定是那賊巢穴”，將古典英雄主義的情懷，巧妙嫁接于瑣碎平凡的基層工作之中，形成了一種莊諧互映的獨特美學風格。

車站、村莊、鐵路線構成了一個微縮的“江湖”，這里的斗爭與和解、算計與義氣，皆遵循鄉(xiāng)土中國的文化邏輯。正是這種扎實的地域文化書寫，讓所有關于人性、道德與法律的探討，都有了堅實的依托，避免了空洞的說教。

可以說，《駐站》如同一股新風，在公安題材劇集追求宏大敘事和強情節(jié)刺激的潮流中，堅定地選擇了向低處凝視、向深處挖掘。它通過矛盾沖突復雜化、人物形象豐滿化、警民關系多維化，完成了一次對公安文化內涵的致敬。

常勝駐守的雖是一個邊遠小站，但《駐站》點燃的信念之光、治理之思，卻燭照了數(shù)萬里鐵路線，也照亮了新時代公安文藝創(chuàng)作一條更為深邃、更富人文關懷的路徑。

（作者系四川省法治文化研究會理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