鐘 燃

據(jù)南宋宋慈所著《洗冤集錄·疑難雜說下》記載，宋慈任提刑官期間，曾遇一奇案：某村農(nóng)夫在野外被人殺害，身中十余處刀傷，財物卻絲毫未動。宋慈勘驗后，見傷口邊緣整齊、深而小，斷定為鐮刀所致，且系仇殺而非謀財。他并未貿然捕人，而是命差役將附近村民家中鐮刀盡數(shù)收繳，寫上名字，一字排開置于烈日之下。不多時，群蠅紛至，不約而同聚于一把鐮刀之上。宋慈當即指認此刀主人為兇手。原來，鐮刀雖經(jīng)擦洗，血腥味卻未散盡，蒼蠅嗅覺靈敏，逐味而來，兇器遂現(xiàn)。兇手見事已敗露，只得跪地認罪。這是古代法醫(yī)史上最早記載利用昆蟲破獲的命案，“曬刀引蠅”足見宋慈觀察之細、用心之巧。

宋慈，字惠父，福建建陽人，與朱熹同鄉(xiāng)，自幼深研理學。歷任縣尉、通判等職，所到之處皆以洗冤禁暴為要。宋理宗紹定五年（公元1232年）后，他出任提點刑獄官，遍歷廣東、江西、廣西、湖南四路，專職司法刑獄。正是這十余年“每念獄情之失，多起于發(fā)端之差”的親歷，使他深感檢驗之術關乎人命，遂博采群書，參以平生閱歷，撰成《洗冤集錄》。此書成于南宋淳祐七年（公元1247年），是世界歷史上第一部系統(tǒng)的法醫(yī)學專著。宋慈在序言中提出：“獄事莫重于大辟，大辟莫重于初情，初情莫重于檢驗?！币馑际牵盒淌掳讣?，死刑最為重大；判處死刑，最初案件真相最為關鍵；而查明最初情況，勘查檢驗又最為緊要。這三句話層層遞進，點明了法醫(yī)檢驗在司法體系中的核心地位。此書一經(jīng)問世，立即被頒行全國，成為當時和后世辦案寶典，并傳至多國，聲播海外，彰顯中華法文化對世界的貢獻。

宋慈的成就并非偶然，而是宋代法制文明發(fā)達的產(chǎn)物。著名法律史學家徐道鄰說：“宋朝的皇帝，懂法律和尊重法律的，比中國任何其他的朝代都多?！眱伤尉鳉v來重視刑獄。南宋高宗歷經(jīng)靖康之變，深知冤獄之害，多次下詔“獄疑者讞”，即案件有疑點必須上報審議。寧宗、理宗延續(xù)此風，法制愈發(fā)嚴密。宋代士大夫不同于漢唐的儒生，參政意識之強、法律素養(yǎng)之高，為歷代罕見。明法科是宋代科舉的重要科目之一，專門選拔精通律令的人才。應試者須熟記《宋刑統(tǒng)》，通曉刑名之學，及第后可直接授官，為朝廷輸送了大量專業(yè)法律人才。范仲淹、歐陽修、蘇軾等名臣，雖以文學著稱，實則皆通吏事、精研律書。傅霖撰《刑統(tǒng)賦》，用韻文解釋律條，便于記誦；鄭克編《折獄龜鑒》，匯集歷代疑難案例；桂萬榮著《棠陰比事》，專講類推斷案之法。這些著作與《洗冤集錄》交相輝映，構成宋代律學的繁榮景象。

宋代的司法制度尤為精密，“翻異別勘”制度允許犯人翻供后更換官員重新審理，防止先入為主；“理雪”制度準許犯人及其家屬在赦免后申訴冤情，由提刑司詳細復查；“登聞鼓”設于朝堂，百姓可擊鼓鳴冤，直達皇帝；“鞫讞分司”將審訊與判決分離，避免專斷；“錄問”制度，派官員復核囚徒口供，檢查是否有冤。宋慈擔任的提點刑獄官，正是這些制度的重要執(zhí)行者，得以獨立巡查、平反冤案。他在書中強調“須是多方體訪，務令參會歸一”，反對憑偏詞定案，正是對這些制度精神的深刻領會。

“洗冤錄里聚民聲，鐵筆宋公書一經(jīng)。醫(yī)理原來通法理，治平天下說提刑。”一位當代人這樣詠贊宋慈，實乃中肯。